2025年5月。一家名为Netlist的美国非执业实体(NPE)在得克萨斯州东区(E.D. Texas)提起诉讼,指控三星电子的HBM(高带宽内存)产品线侵犯了其专利。业界认为这是利用技术知识产权来最大化专利费收入的典型做法。
这一幕似曾相识。三星电子经常被列为在美国被起诉次数最多的全球公司。数据显示,韩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专利侵权诉讼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集团,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美。
那么问题就变成了:“三星真的比别人更容易侵犯专利吗?”
从专利律师和企业决策的角度来看,答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“否”。诉讼数量的多少与其说是道德或技术水平问题,不如说是冷酷的经济学和制度设计所致。
专利侵权诉讼本质上是“权利人选择的攻击行为”。换句话说,无论市场上实际侵权的几率如何,案件数量取决于原告选择起诉谁、在哪里起诉以及如何起诉。
当涉及NPE时,这种趋势尤为明显。由于NPE通常不销售产品,因此面临的被反诉风险很低。因此,它们选择目标是为了最大化“和解的预期价值”,而不是仅仅关注在法庭上输赢。
在这种背景下,排名第一的公司通常是“市场结构”的结果,而非技术道德。
三星电子之所以成为全球被起诉公司榜首,是因为三个特定因素同时最大化。

三星在单一实体内跨越多个高专利密度行业:半导体(内存/HBM)、显示器(OLED)、移动设备、家电和网络。这种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:
简而言之,三星并非基于一两项发明开展业务,而是通过数千个技术节点驱动其业务。诉讼通常在这些节点发生。
诉讼最终归结为“预期回报 – 成本”。三星对原告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被告:
从 NPE 的角度来看,三星之所以成为目标,不是因为它在法庭上容易被打败,而是因为它是一个“容易达成和解”(或预期和解价值高)的被告。
对于国内高管来说,这是最关键的一点。美国拥有使专利诉讼成为可行商业模式的制度要素,而某些法庭尤其有利于这一点。
因此,很大一部分诉讼集中在美国,NPEs 也涌向那里。三星被频繁起诉的事实反映了“美国舞台”的性质,而不是三星特有的问题。三星碰巧是这个舞台上暴露最多的参与者。

Netlist 的 HBM 诉讼是一个案例研究,上述三个因素浓缩在一个场景中:
从这个结构来看,诉讼几乎是一种必然,而不是巧合。
对于大型企业而言,专利纠纷不再仅仅是法律问题;它们是“管理风险”(成本、供应链、发布计划、外部信誉)。因此,目标不是消除诉讼,而是实现以下务实目标:
完全避免诉讼是困难的。然而,诉讼的“成本结构”是可以设计的。
以下是可直接关联到该领域KPI的摘要:
① 对于发布、标准和核心零部件:许可日历优先于技术审查在标准、通信、内存和显示器领域,许可到期/续期所引发的纠纷与侵权本身所引发的纠纷一样多。
必须将到期日历提升到管理系统层面,并与业务部门、采购和财务共享。
② NPE应对是一个运营流程,而非法律事件需要标准化一个涵盖整个流程的剧本:收到索赔图表 → 初步技术反驳 → 触发无效(PTAB/IPR) → 法庭策略(包括先发制人的宣告式判决)。
③ 知识产权团队无法单独解决ITC风险:整合供应链和设计ITC的本质是进口禁令。因此,应对方案的设计不能仅由专利团队完成,而必须严格与以下部门协同:供应链管理 + 质量 + 生产 + 业务部门(用于替代设计/紧急采购)。
④ 证据开示即成本:预先建立文件、代码和设计输出的证据系统美国诉讼在数据响应(证据开示)期间成本会飙升。最终,能否承受的耐力在判决做出之前就决定了胜负。
⑤ 认真考虑集体辩护选项由于NPE在反诉方面处于劣势,辩护方必须通过以下方式来弥补这种不对称性:联合无效/信息共享/辩护网络。单独作战会让你成为下一个目标的容易攻击的对象。
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三星电子为何成为全球被诉最多的公司,那就是:
“三星被诉不是因为侵权更多,而是因为它是在美国这个最广阔的技术战场上,销售最高价值产品的公司。”
因此,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“多申请专利”或“在法庭上更努力地辩护”。而是要“建立一个能降低辩护成本预期价值的结构。换句话说,是时候将知识产权从法律事务提升到“业务管理体系.
Pine IP律所